2007年8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授权国务院就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与拆迁补偿制定行政法规。

例如，政府部门的律师准备的文件将会和诉讼中的律师为客户所准备的文件一样在民事诉讼中免于公开。这部法律要求联邦政府部门应保证个人信息档案的准确性、完整性、相关性、即时性。

当《隐私权法》信息获取申请被驳回时，政府机构向申请人解释驳回的理由。但是其可以通过《信息自由法》要求公开关于其自己的信息。除非法律明确规定或者通过公民个人或者相关的法律执行活动予以授权，机关不能保存公民个人如何行使其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力的档案。这一例外在1986年修正案中作出了细微的修改，但是仍然包括了六种例外。尽管《信息自由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许多机关会通知向其提交商业信息者其提交的信息可能会被予以公开[19]。

附录1包括一个复议申请信的范例。大部分不在联邦机关保存的档案不受《隐私权法》管辖。法学方法的一个基本功能，就在于它能够为解释结果提供正当化的基础，并能够对解释结果进行理性的检验。

宪法解释学以宪法文本为中心，经由文义、历史、体系、目的解释等各种法学方法来探究宪法概念的含义，最终形成法律共同体关于现行宪法各条规范的教义学命题。实际上，法律文本乃法学研究的核心对象。从理论上说，法律解释有着案件相关性，此即拉伦茨在《法学方法论》中所说的恰恰就是在讨论该规范对此类案件事实得否适用时，规范文字变得有疑义 （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９３页）。对宪法的守护人之宪法解释行为的批评，得有一定的标准和方法。

进入专题： 法学方法 宪法学研究 。我国宪法学过去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对宪法监督体制的研究，而没有在宪法解释方法和标准上投入必要的精力。

我国没有类似德国和美国的违宪审查机制，但并非没有宪法的守护人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比较法的角度看，美国和德国都有具体的违宪审查机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甚至被称为宪法的守护人。对于保护程度较低的基本权利而言，立法机关固然可以援引公共利益作为限制的理由，但对于保护程度较高的基本权利而言，立法机关对它的限制必须提出更加强有力的理由。宪法学的研究，也必须以当下有效的宪法文本为中心。

实际上，抽象看来合宪的法律也可能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侵害基本权利而有违宪嫌疑。从规范的角度看，宪法第５条所预设的立场至为明确：不能认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总是合乎宪法的意旨。经由对宪法的解释而获得的教义学命题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稳定和控制功能，它既能够为学术的讨论构建必要的平台，也能够发挥控制宪法实践的功能。１９８２年宪法确定了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其中第５条明确宣布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比较法上的这些情形都说明，对宪法解释标准和方法的探讨，一定要结合具体的个案方有成效。解释者需要追问的是，宪法将住宅规定于基本权利章中，且在人身自由条款之后，通信自由条款之前，这种宪法结构上的安排是否隐含着制宪者的某种目的？这一追问始于体系解释方法，而终于目的解释方法。

这既是对宪法的守护人的监督，也是对宪法原则和规范的呵护，还是学术研究履行政治功能的重要体现。我国宪法虽然没有对住宅概念的范围予以明确界定，但还是为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与解释留下了必要的线索。

在与公共利益进行衡量时，有的基本权利在公共利益的尺度上比较靠前，有的则比较靠后。因此，对我国宪法学理论而言，最大的难点在于我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宪法案件。这是一个概括限制条款，立法机关可以根据这个条款制定限制基本权利的立法。如果宪法学理论能够对各单项基本权利的属性、保护程度及其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形成较为成熟而稳定的理论体系，则能够发挥对立法机关提供具体指引的功能。从法学方法论上说，通过将待处理的案例类型归入或不归入某一规范之适用范围，人们可以将该规范的概念范围精确化（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０４页），而无论认定该诊所是否为住宅，都是对住宅概念的精确化，从而达到对宪法第３９条住宅概念的具体化解释。如此，宪法学以文本为中心，通过运用法学方法而构建出的宪法教义学体系，就能够对立法机关的相关具体化立法起到监督和指引作用，从而达到学术监督的目的。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美国最高法院宣告的很多违宪案件，实际上都是宣告其适用违宪，而不是法律表面违宪。我国宪法主要经由立法予以实施，这丝毫不降低研究宪法解释的学术价值，相反更凸显了研究宪法解释的必要性。

因为突破现有教义学命题的任何宪法实践，都须承担额外的论证义务，这就大大限制了立法机关的裁量范围，从而达到了控制的目的。法国从１９５８年以来一直实行对法律的抽象审查方式，但实施效果一直不佳。

例如，如果通过宪法解释学的积累，宪法学界就我国宪法对基本权利的不同保护程度形成较为确定的教义学命题，这些教义学命题就能够对立法机关的具体化立法发挥指引作用。因此，如果把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当作立法机关对宪法的实施和解释，那么它依然存在一个是否合乎宪法意旨的问题。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们有权根据宪法制定法律，但不能裁判个案。为达到我国宪法学理论的深化，宪法学必须以宪法文本为中心，重视法学方法的运用，通过个案逐步构建我国的宪法学体系。法国违宪审查体制的改革方向，也是要建立违宪审查与个案的关联。具体来说，既然住宅自由的目的在于对公民私生活安宁的保护，而在延安黄碟案中当事人也将其诊所作为夜晚栖息之所，诊所因此明显具有保护公民私生活安宁的功能，因此能够归入宪法意义上住宅的概念范围之内。

例如，每个人都能对我国宪法第３９条上的住宅概念予以解释，并能列举出属于住宅的诸多例子，但对２００３年延安黄碟案中当事人栖身于内的诊所是否构成宪法意义上的住宅，即便法学界也有很大的争议。但这并非是我国宪法学理论研究的绝对障碍，实际上，我国现实生活中具有宪法学意义和价值的个案并不少见，通过对这些具有宪法意义之个案的分析，依然能够推进对宪法规范的解释，并进而总结出具体的解释标准。

因此，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的学术监督，就是宪法学界不能放弃的重要任务。一般来说，宪法规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很多时候它并不能为立法机关提供具体的指引。

因此，真正的宪法解释，从来都不是对宪法条文抽象的、原则性的解释，而是一定要和具体的个案相关联因此82宪法关于法律平等和司法独立这两个法治基本原则都写进去了，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则。

我们过去政治体制最大的弊端就是党政不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的建设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最高权力机关应该是人大，而现在我们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党中央，没有完全落实到人大，就是没有到钢印这一步。我说，叶主任你可能没有听完全，我后面还有一句话，12条里面最后一条是关键。

1981年的一个半月里，我曾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10篇文章，对宪法修改提出建议，大多数都被采纳了。第三，在人权方面，采纳了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将宪法的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置于国家机构一章之前。

为此，我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人民日报》1978年12月6日。胡乔木是典型的党内正统理论家，他都敢提，我们为什么不能研究啊？采纳不采纳是政治家的事，学者可以提，有这个权利，也有这个责任。

那么，他就不能跟人家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发表公报、签条约，如此等等。1975年宪法是一个非常坏的宪法，是文化大革命时搞的。